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你们还有一万多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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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社会】系列视频之《临终关怀医院》

17年来冷眼旁观中国式孝顺的护士

董护士休完产假没多久回到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上班了，有了孩子之后，她对照顾老人这件事体会更深了。

“我们这儿的老人80%都是脑萎缩，行动不能自理，你跟他们在一块就跟和孩子在一块差不多。”

“老观念是养儿防老、养老送终，我个人理解，老人观念保守的原因在于他害怕，害怕孤独、害怕陌生的群体。在儿女身边，那是熟人、亲人，在熟悉的环境里有安全感。到了外界，亲人不在身边，就有一种失落感，‘没人管我，嫌弃我是累赘’。”

在这家临终关怀医院里，每一位初来乍到的老人的适应期是7～15天，“以我们的观点，儿女要撒开手，就像送孩子入托。老人真正接触环境后会知道，儿女没有抛弃他，随时可以来，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爱”。

董护士是山东人，19岁时，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松堂关怀医院的报道，“心想这里怎么这么多老人？”，从小亲近老人的她决定来这里工作，一干就是17年。

——照顾老人的董护士

“我们那观念特别保守，都是养儿防老，老人去世都在家里伺候”。所以，她特别理解一些儿女对要不要送老人来松堂关怀医院的顾虑和纠结——大众有一种误解，把送到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的儿女都不孝顺。

17年来，董护士接触了众多的儿女和老人，每个家庭秘密的大门都向她敞开，她看到的是无奈的另一面。

“儿女再孝敬，亲情血缘解决不了病痛、病危状态或行为不能自立状态。”她经历过一位老人，有9位儿女，当女儿把老人送进来时，哭着解释，“我们特别孝敬，父亲去世早，母亲把我们拉扯大相当不容易，我们小时候就发誓好好学习，将来干大事，让母亲有个好的生活环境”。

几位儿女不知道老人得了脑萎缩，在轮换照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误会和矛盾，兄妹几人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还有一位老人的儿子“特别孝顺”，每天上班之前会把饭菜做好、热水壶灌满放在母亲病床前。但老人身体虚弱，几次倒水时被烫伤。在送来松堂医院时，老人背后长满褥疮。

在董护士看来，未来“家庭养老”是一件越来越难实现的社会问题。“老人内心当然希望儿女陪伴最好，但是这不现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儿女退休起码65岁了，身体不太好，或者在看孙子孙女，他没有太多耐心去陪伴老人，也没有专业的护理知识。也许短期可以，长期谁都坚持不了，太累了，他会透支。”

松堂关怀医院的创办者李松堂曾在采访时说：“临终老人需要24小时生活护理、医疗支持、心理关怀这三项基本的服务。但专业医疗机构只有医疗支持，甚至过度的医疗支持；养老院没有专业医疗；家庭养老给家人带来很大压力，护理也不专业。我就想有一家机构能集三者于一身，所以有了松堂医院。”

很少有人认识生命

在两次采访间隙的短短几天里，我听说我们主要拍摄的二楼有一位19岁的患者离世了，也许某个时刻，我曾从他的病房前经过。第二次采访的下午，我们坐在一楼会议室里，几位护工推着一张盖着黄布的床从我身旁的玻璃门前经过，床上铺盖隆起，躺着一位刚刚失去生命体征的男人。

这里是死神经常光顾之所。所以有人说，这里是八宝山前一站。

松堂关怀医院坐落于北京市东五环外的京通快速路边上，双桥地铁站以东、管庄地铁站以西，由两座小楼和一个院落组成，北面是居民区，向南不远处是通惠河。乍看之下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家并不气派、略显陈旧的私人医院。

推开砖红色的栅栏门，绕过篆刻着“松堂”两个字的巨石，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一座“奇特”的医院景观展现在眼前——红柱灰瓦、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有假山、石桥和流水，俨然一座中式仿古建筑。

2003年，李松堂看中并买下这里，把松堂关怀医院搬迁至现在的位置。

此前，这所医院已经经历了6次搬家。一些小区居民一听到消息，马上联合发动起来，拒绝他们搬入。“人们总觉得一个临终医院每天都有死亡，晦气，可能他们就发不了财了”。“最严重的一次，126个老人几乎要露宿街头，有20多个老人就睡在马路边上。”护士们蹲在路边上抱团哭，一位从三级医院降薪过来上班的正主任医师说，“这不是社会需要的事业吗？怎么这么难呢？”

李松堂认为，问题在于中国人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生命教育，对死亡的惧怕背后是对生命的无知。

“我们的文化真的有问题，学校教给我们学很多知识，最后大学毕业了，一堆知识碎片，学生没有对人和社会系统、完整的理解，没有完整的生命教育，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

“中国人对死亡的认识还很浅，认为死亡很遥远，正常健康的生活与死亡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不是亲眼看到的死亡，就觉得它没有那么大力量。”

“北京城已经扩大100倍了，过去的郊区都是坟墓，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坟墓上睡觉”，但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去国外，像温哥华的坟墓就在市中心的社区里，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住在墓地旁边？他们说，这多安静。”他认为，不惧怕死亡，这就是生命教育。

—— 需要使用助行器的张新盛老人刚刚经历了3年来第7位室友去世，她已经不再害怕，非常平和地给我讲这些逝去老人的故事。

只要是年轻人，李松堂对每一位来访的志愿者、采访者和参观者都会讲“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还有10000多天就死了。”他用手在空中比划着，“生命不是一条无休止的射线，而是我们享受的时间线段。大文豪鲁迅占有了那一段时空，而我们占有这一段。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走向死亡”。

他说，“既然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如何延长它呢？就提高生命的质量吧。”向死而生，用重“死”观念来激发“活”的欲望，才能提高生命的质量。

——每次有参观者来访，李松堂都会带人来看张贞娥，介绍时会说她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立者。她已经在床上躺了58年。她也笑笑，大方地聊天。瘫痪后，她通过每天听广播和电视得知外面发生的一切。衣服总是干净鲜艳的，好像即便躺着，她也失不了体面和自尊。

临终期与孕育期巧合相同

李松堂的“生命教育”是被年轻时一次偶然的经历触发的。

1968年，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李松堂响应政治号召，到内蒙古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令人尊敬、但罹患癌症的张老师。在张老师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李松堂提供了陪伴和照料，但张老师始终有一个心结，希望可以恢复自己的名誉，不以“牛鬼蛇神”的身份死去，恢复“人的称号”。

情急之下，李松堂撒了个谎。“我说领导同意了，说您是好人，要恢复您的名誉”。当天晚上，饱受病痛折磨的张老师含笑离世。

这段经历是松堂关怀医院的由来。李松堂第一次感受到，人在临终时，生命应得的体面和尊严。在挽留不住病人的生命时，慰籍他的灵魂，也是医生该做的事。

建立松堂关怀医院十多年后，李松堂提出一种“社会沃母理论”：从人的生命品质出现不可逆转的衰落到生命终结，平均周期是288天。新生命在母亲子宫里的孕育时间也是280天。

他认为这是一种奇妙的巧合，社会应该提供一个“子宫”，让老人们最后感受呵护和关爱。

然而，现实却是“我们太注重优生了！三个月听贝多芬、六个月莫扎特，好多资源给了新生儿”，李松堂觉得人应该有一个完整、健康的生命全程，他倡导“优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80岁的张凤英和老伴离开东北老家，来京生活十多年了。4个女儿们都不常见到。但张凤英并不显得凄惶，她想得开，因此还有些怡然自得。“到岁数了，各有各的幸福。”在她身上，能看到一种对人生孤独的通达，好像独自走向终点，也没什么不好

走进松堂关怀医院的主楼——一栋三层小楼，空气里没有刺鼻的消毒水味，走廊里整洁干净、光线适度，下午的阳光会透过一扇扇敞开的房门落到地面上。在这里时间都是慢的，偶尔匆匆走过的是某位老人的亲属或护工。

在一些病房的窗台上摆满了绿植，甚至有瘫痪的老人自己养“宠物”蝈蝈，在午后静谧的房间里有规律地啼叫，它由另外一位脑筋稍微糊涂一点、但行动方便的老人负责“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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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景象打破了我们对生命临终状态腐朽、灰败、痛苦氛围的想像。

只有在进入一些非常“安静”的病房里时——这里的老人们失能失智、常年卧床、没有任何沟通能力，会突然意识到这家医院的特殊性，眼前静止如一幅画的老人，他的生命在看不见地流逝。

董护士经常跟来松堂关怀医院的志愿者说，你们要去多接触不能自理、卧床的老人，“自言自语去跟他聊天。有时候，你握握他的手，摸摸他的脸，老人会有反应的。有的老人会突然觉得抓到一样需要的东西，就不撒开了”。

——有一位上了年纪、身体健硕的大爷每天来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伴，总得意地跟护工说“你看我就喂进去了吧”，他震耳的笑声听上去特别地快乐。

宗教与姑息治疗有一样的疗效

一进入松堂关怀医院的院子，就会发现这里的宗教氛围浓厚，空气中都飘着燃香的味道。

在每一栋屋檐下和建筑间横空拉起的绳子上，都密集地飘着抄写着经文的彩色的布块，像低空下的彩云。

在连廊的一侧是一座二层楼阁，二层是藏经室和宽敞的佛堂，供来到这里的佛教居士们休息和举办礼佛活动。在另一侧，有一排四五间不起眼的小屋，每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尊佛像，只有幽暗的红色灯光闪烁。那里是居士们帮助即将离世的人的助念室。

假山上有一座无量寿亭，伫立其中的巨大佛像是由87版《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女士捐赠的。在假山之下，由两座上马石围着一尊石鼎，上马石上摆着简单的水果供奉和香火。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看到一个男人不断地在上马石前重复着起立、跪下、叩拜的动作，也许是在为住在这里的父母祈福。

上马石

在松堂关怀医院里，老人们接受姑息治疗，目的是减轻疼痛，肉体上的病痛感一旦减轻，精神压力也缓解了。1992年，李松堂又把佛教引入医院，帮助和安抚有宗教信仰的老人们。

引入宗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李松堂因此被很多人诟病为“搞封建迷信”。起因是李松堂照料过的一位老人，她意识到自己即将离世，在临终最后几天请求李松堂帮忙找来几位佛教居士朋友为自己助念。

在居士们唱经助念的三天时间里，老人没再用药止疼，却异常安详舒适地离去了。这让李松堂认识到信仰对临终病人的抚慰作用。

实际上，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精神上给老人更好的慰籍。“这些老人们有那么多纠结和没有完成的遗憾，我怎么去疏导安慰他们呢？我想说，虽然你走了，但是你是由物质组成的，组成你的碳氢氧氮铁钙镁是存在的呀。”后来，李松堂自己先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们又碰到了那么多文化程度、生活环境不一样的人，这没法在临床上应用。”

对于传统的中国老人们来说，无论是不是佛教徒，看着院子里的佛像、佛龛、佛堂，对他们焦虑恐慌的心态都会有一些帮助。

——有老人坐在门口的板凳上，等着室友，对方已经离世，这份友谊还没结束。

这里都是关于怎么活着的故事

每天巡楼检查时，董护士都要调动起身上所有的活力和幽默，声音高起、表情有些夸张，就像在幼儿园哄孩子的老师。“有个90岁的老奶奶，我们就叫她美女。每天，‘美女你下来啦，你脸色怎么那么好看，你告诉我是怎么保养的？’奶奶就特别精神”。

在李松堂的示范下，医院里的护士们都学会了如何去“逗”老人玩，每一位奶奶都是“美女”、爷爷都是“帅哥”。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护工们会组织老人们下楼活动，有时由一位中年男护工为老人们现场按摩，有时只是组织老人们在凉棚里聊聊天。“脑萎缩的老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没人跟他沟通，他会越来越糊涂。我们这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刺激他，脑子就很活跃。生活环境对心理状态的改变非常大。”

——有一位常年卧床的眼盲老人不停地喊着别人的名字，直到有护工假装答应他，那些人应该是在她一生里出现过的、活到现在脑子还能记住的亲人和朋友。

董护士经常比喻自己是一个演员。在病房里，遇到不同病情的老人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她是临时不能来探望的儿女。有时候，她是给老人“伸张正义”的律师和法官。

——只要李松堂一起头，侯晓英老人就会对着来访者讲述自己十几岁时当小红军送信的往事，要不是因为女孩子跑得慢，当年立功的应该是自己了。

在弥留之际，老人们对生的乐趣更渴望。为此，松堂关怀医院一共为老人举办过15次“圆梦行动”。

医护人员们曾用救护车带着一位在建设清华大学中出力的瓦工爷爷重游清华。为一位原来在国家进出口部做翻译的奶奶举办了一次英文记者招待会。还为老人们举办过3场婚礼。

在院子里的假山上嵌着的一块石头，上面有“安善冢”三个字。李松堂说，这是康熙年间对敬老院的称呼，“包括乾隆年间为60岁以上的老人举办百叟宴，中国人敬老爱老的传统真是源远流长”。

从1987年创立松堂关怀医院以来的30年间，李松堂送走了3万多位老人。他看到社会的态度的变化，“最后一次搬家时，警察指挥交通、志愿者来帮忙，社会真的理解我们了”。

“我们冷静地想想，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社会作出那么多贡献，都是不记报酬的。一个学徒工18块钱，大学毕业才36.5，所有奉献都捐给社会了，这些临终的老人，一定要享受医保报销和公费医疗的。”

在松堂关怀医院，一位需要24小时护理、上仪器、用药的老人每月平均费用是4000～5000元，药品可以由家属到医保定点医院开。李松堂希望可以把临终关怀服务主要产生的人工护理费纳入医保，减轻家庭的负担，松堂关怀医院就可以接收更多的需要照料的临终老人。

李松堂希望，有一天，社会更重视这些临终老人们的需求，人们不再惧怕死亡，并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将来我走的时候，我也希望有志愿者给我唱支歌、给我朗诵新的诗。”

——在医院白色院墙上，有一句显著标语“我们要活到120岁”，像哄老小孩的话，有些幽默、也很温馨。

这里都是关于怎么活着的故事。李松堂觉得，自己在这活了5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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